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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制內的法令不清楚，導致介於法律邊緣的事，成了政治操弄的工具。民進黨蘇嘉全的農舍事件就屬於這類型，被爆料者，無奈於法律界定的模糊性，依照選舉的「扒糞」作為，處於挨打的程度大。
可惜的是公義在這種情況下，無法彰顯出價值。民進黨訴求「社會公義」，就得小心「政治狗仔」用圖說故事的賤招。一點點小小的模糊，即便不違法，都能被渲染成「貪心」、「清貧」的對立面。雖然不會有人相信馬英九總統形塑自己非常廉潔，「一條棉被可以蓋卅四年不用替換」。
高格調的選舉是很多人期待的民主過程；可惜的是利用「行政便利」取得「資料」打擊異己的模式，依舊是最廉價的選舉利器。被議論和定型的候選人，想脫身就困難了。
這也算是一種教訓，在黨國的體制內，台灣並未完全的脫胎換骨。
在野黨要贏得選舉，想有為有守地提出政策，提出未來的願景。但當有一些對手策略如此「臭酸」，挑戰者卻只選擇站在場邊，保持輕盈的姿態，也一樣的突兀。
如同《貧窮大富翁》電影的描繪，要拿到飄落糞坑的明星簽名照，不跳進糞坑，不會有機會。政治人物要在台灣這種選舉文化中鏖戰，得先習慣這種「薰臭」。（趙卿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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